文/景凯旋
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写过一个故事《黑羊》，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小偷，每到傍晚时分，他们就出门去邻居家偷窃东西，同时别人也来他们家行窃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每个人家都是有得有失，没有一个家庭是不幸的，“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”。
显然，要保持这种平衡，就必须将互害视作公众伦理和生存方式。假如只有一个人是小偷，偷窃就不可能成为公认的道德法则，但假如有一个人坚决不做小偷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这个国家不久来了一个新居民，成天待在屋里读小说，不到外面去行窃，于是就有人前来提醒他，即使他不愿做小偷，也不能待在屋里妨碍别人，否则有人就会变穷。这个诚实人不得不每天出门，让别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的道德准则又不允许他去盗窃别人，他只好站在桥上看河水。结果，没有被他偷窃的人变富了，到他家行窃的人则变穷了。在一个互害社会，诚实反而成了一种”坏品质”，导致了贫富分化。
出于自利的目的，那些变富的人开始雇穷人去偷窃，使得富人越来越富，穷人越来越穷，接着富人又雇更穷的人来看守财富，这意味着需要设立警察和监狱。过了几年，人们再也不谈论偷窃了，只谈论穷人与富人，但他们个个都还是小偷。“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，但他不久便死了，是饿死的。”
卡尔维诺这个故事是一个现代寓言，表现了多重寓意。比如，文明社会不过是依靠互害来维持的，这个社会已经渐渐失去人性的品质，谁违背了公众的互害伦理，谁就会受到惩罚。最重要的是，互害社会不可能永远保持和谐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样，有的人可以借助强力去盗窃别人，而不允许别人盗窃他们。
摘自《随笔》2022年第1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