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张亚凌
我一直觉得，母亲从骨子里是个很浪漫的人。
记得小时候，切面条时，母亲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，想吃啥样子的面条？我呢，仰起脸蛋，边瞎想边瞎说，母亲就按我说的样子来切：三角形、菱形、正方形、长方形……父亲总责怪母亲，大人没大人样，你就跟着娃贪玩吧，吃顿饭都吃得乱七八糟的。
父亲不知道的是，就是因了我的参与瞎想瞎说，我才嬉戏般吃完没油水没菜的杂粮面条，还吃得有滋有味。
用糜子面、玉米面、红薯面蒸馍馍时，母亲更民主。只要我们兄妹没事，都可以趴到案板上参与。洗干净的各种豆子就放在旁边。馍馍的形样随便捏，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喜欢的豆子。母亲只是强调说，自己捏的馍馍蒸熟后就是自己的了，得吃完，不许耍赖。
有几粒豆子包在里面，而且是自己包进去的，我们就毫不抱怨地吃着其实并不喜欢吃的各种馍馍。
母亲的浪漫，当然不止这些。
想想，吃个苹果都像过年般隆重的年月，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了多少苹果，都在母亲反反复复中数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绝对没有机会偷吃。
摘苹果是母亲亲自做的事。高处，母亲会站在梯子上小心地摘下来，绝不会不小心撞掉一个苹果。不过，母亲每次都会留一个苹果在树上，说是鸟雀也得吃。
树上是结了好些苹果，可一条巷子中好歹也有二十几户人家，每家送两个，也留不下几个让我们吃。我们自然也不会空手回来，我们不过是用苹果一种味儿，换来了很多味儿。
记得那年我要外出求学了，母亲把我和父亲送到村口。我们准备走了，母亲又喊住我，问，你把啥忘了？我想了一会儿，没想起什么。母亲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，后面还挂着一个小绒球球。母亲说：“把咱屋里的大门钥匙带上，我娃走得再远，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散坦。”
父亲嘴角一撇，不屑道：“就没个大人样，娃都上大学了还玩呀？”
“想自家屋里了，看看钥匙。”我和父亲已经走出老远，母亲还在叮咛。
我一直觉得，给我钥匙是母亲做的最浪漫的事。
种田时的母亲也是很浪漫的。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了，人家种庄稼，都可着边种，恨不得不留地畔。母亲倒好，地前面种一溜向日葵。只是图个好看——不等熟好，就被路人摘了。父亲嘟哝不合算时，母亲说了，咱看了芽儿拱出地面，看了叶子变宽变大，还看了多日的葵花盘，人家就图了个嘴快，还是咱划算。
瞧瞧母亲，连算得失都算得如此浪漫。
说实在的，我成长的快乐真的得益于母亲的浪漫。
也记得三十多年前去赶集的事。一毛二分钱一碗香喷喷的踅面，娃娃们围着吃，大人们乐呵呵地看着，不吃也香。母亲却把我拉到书摊前，慷慨地给我两毛钱，并嘱咐道，好好看。
母亲信奉“嘴瘾一过就消化了，眼瘾一过就留心里了”，当别的母亲给自家孩子带回吃的东西时，她给我带回的多是本子、笔，或者书。三十多年前的关中农村，连吃饭都是问题，母亲却给我订了一年的《少年月刊》。
巷子里别的女人不理解我的母亲，说她“不会过日子”。可我知道，是浪漫引领着我的母亲，她站在今天里，看的却是明天的风景。
摘自《时光深处的柔软》
